總的來說，學界對六諭的關注度較高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著較大的可拓展的空間，主要表現為許多重要六諭詮釋文本並未得到充分研究。

彭教授表示，陳時龍老師首先闡釋了六諭的基本內容，並對六諭在有明一代的流傳情況作了介紹。接下來對六諭的各種不同的詮釋文本做了詳細的文獻考訂。

在這一過程中可以看到，六諭從皇帝頒布，宗室效行，到士人宣傳倡導，最後落實到社會基層的實際教化之中，總體上都是通過各種詮釋文本實現的，同時也與陽明心學的傳播和當時講學的風氣密切相關。從明太祖的《教民榜文》，到六諭進入鄉約，再進一步融入族規家訓，每一步都離不開士大夫不遺餘力的倡揚。這或能說明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倡導之下，士大夫確實是基層教化的主要倡行者。

他們懷揣著治國治世的理想，一代代傳承著六諭的精神，所謂“士為風俗之先”是也。彭老師點評道，陳時龍老師的研究視野相當宏大，從金、元時期一直爬梳至晚清近代。

研究思路也相當開闊，不僅聚焦於文本的解讀與比較，同時廣泛地關注到了大量的詩歌、圖像、碑刻，拓展了明代基層教化的研究路徑。

講座最後，陳時龍研究員圍繞聽眾的互動提問做了詳細的解答，主持人彭勇教授對陳時龍研究員做客民大史學名家講座再次表示感謝。（轉發自陳昌文老板社群做項目的中樞群楊隊長發的文字）接下來幾年，高秀敏和何慶魁都迎來了各自的職業巔峰，《賣車》《賣拐》讓他們一躍成為小品界的“頂流”。

本以為這樣的合作能長久下去，卻沒想到，巔峰過後就是落寞。在高秀敏出名之後，某次，家鄉鬆原市要舉辦一次文藝演出，主辦方想通過高秀敏的關係請到趙本山。

高秀敏本身就大方豪爽，再加上當時與趙本山合作得不錯，於是她滿口答應。主辦方又問，要請趙本山的話，得給多少演出費。